黑马正在出现吗？

观澜版画基地美术馆竞赛结果5月13日出来，听说是两个名不经传的年轻人拔了头筹。这可算作是我们倡导招标竞赛改革开放结出的一枚小硕果。这两个以个人名义免费提交的方案，被Ralph Lerner任主席的评委会（其他成员包括在清华教书的Terry Curry、在港中大教书的刘珩、欧博的冯越强、柏涛的赵晓东、文联的董小明、清华美院的一位老师以及区、局代表）从19个匿名方案中选为第一名，都市实践得了第二。扎哈哈迪德和蓝天组也都来报名而且成为邀请选手，但蓝天组中途退出了，扎哈放之四海而皆可的菠萝蜜造型方案则由于缺乏对地段的特别响应、高超的造价而被评委所放弃，尽管听说扎哈也特地来看过地段。

就方案而言，这个第一名还是干净利落的。美术馆如一本打开的大部头书本，横着倒扣在两个山丘的心口位置——如果把这山丘比作女性胸脯的话。书本覆盖的下方，是一个宽敞的灰空间，口子对着旧村留下的碉楼和一排老房子——新与旧、村落与山丘，就这么通过巨大的折板建筑及所覆盖的公共空间发生了关系。方案的表达和思路一样的简明清晰，包括作旧的废金属质感的模型，让熟悉的人想起都市实践的一些作品。

都市实践走的却是另一方向，以旧村为起点和中心，将新建筑化整为零，衍生出新的村落型建筑与空间。新村落范围轮廓如胚胎，一个以旧村落为基因培育的新生命。相对而言，我个人更喜欢这样的策略，这对深圳所剩不多的农耕时代老村落的再生具有特别的示范意义。尤其那个形状已经模糊的客家风水塘，被新建筑围合并重新界定出清晰的半月形，犹如残缺的铜镜得到合适的映衬，焕发出应有的完形和精气神来。

我恰好也有机会去了趟观澜版画村，深为客家老屋被收拾整理成版画制作展示空间所焕发的精气神而感动。在聚落感很强的老村里，其重点是延续和发展这样的空间脉络还是植入新标志建筑？

当然还要尊重评委的选择，虽然我不理解评委认为这一方案外观封闭这样的评语。但如果我们连评委都不能信任，对于竞赛结果的选择来说，我们还能信任谁？所以既然评委选择的结果是新人，我们就应该顺其自然把这次竞赛当成深圳设计之都让新人脱颖而出的绝佳案例和机会，通过媒体广为宣传。

后来知道，这两位年轻人都是中建国际的。中建国际受邀与香港凯达联合提交了方案，两位年轻人以个人名义也提供了方案，这是否违规？又有人提出评委中有中建老总的亲兄弟，是否也有嫌疑？ABBS网站上为此展开了骂战。

我觉得，对于一个开放竞赛和真正有眼光的评委来说，一家机构是否多提交方案并不能构成对竞赛公平性的损害，因为这不是博彩靠概率取胜。而评委的避嫌范围其实也是很难界定，圈子太小，同学同事之间还有死党或者对头呢！所以要靠一定数量来自各方的评委来对冲平衡掉可能出现的个别偏差。

事情下一步的发展，首先取决于宝安区政府能否真正立项筹钱来实施这个项目；其次取决于中建国际，是将其囊入公司业绩之一引起进一步的负面评价，还是将公司和这个城市都视作扶持年轻人开创事业的孵化平台，从而成就一段黑马佳话？

确实是得为年轻人创造机会了。一恍二十年过去，我们得承认已经老了。那时我们也年轻，也想有机会做些什么。知道倡导改革新思维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5月15日要访华，北京高校一些年轻人就提前两天跑到天安门广场静坐，后来又听说一些更血气的开始绝食。这些年轻人的目的是什么呢？一开始是怀念胡耀邦并为86年他的免职和学生运动要个说法，后来是为了被定性为“动乱”要个说法，再后来，比较普遍的是反官倒和要民主自由的诉求。但作为个人，我始终没看到更具体的组织和纲领，只不过既然周边的同学都去了广场，有谁又能例外呢？那怕来看看场面，陪陪同学，帮着维护秩序。按惯例在大会堂东门的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欢迎仪式只好临时改在机场，据说检阅仪仗队时，戈尔巴乔夫走着走着发现脚下的红地毯铺得不够了。也不记得两位改革的共产党总书记谈了些什么，有印象的是我党的总书记面对电视介绍了目前党的最高决策还是来自小平同志。几天之后的凌晨，这位总书记来到年轻人日夜聚集的广场，发出“我老了，无所谓了”的感言，劝说绝食一周的年轻人保重身体，好好活着。

一桌人环坐聚餐，我提议，每个人说说好城市的关键词或关键句。

阿玫先说，是“尺度”，这是建筑学专业的。阿捷说是“运作”，可见她对规划的协调和实施感触良多。老闫说是“开放”。广俊说是“文化”，同济规划的难得选这么专业以外的词儿。明哥说是“宜居”。林妹妹说是“继承”。小绵羊说是“活力”。学计算机的小彭说是“以人为本”。最近要过来兼顾帮忙的阿彤说是“适应性灵活性”。小郭说是“友好关怀”。刚从伦敦回来不久的新动力小徐说是“归属感认同感”。阿红说是“和谐”。小韩说是“特点”。大伙都把词儿快用光了，最后轮到我，我说最近腰不好尤其关注行走，认为“可步行”与否是衡量和体验城市的关键。

将这些词儿用英文对应和固定下来，分别是：scale, performance, open,  culture, livable, context, dynamic, humanity, flexibility, friendly, belonging, harmony, identity, walkable.

我说难得你们整天和规划成果打交道，不将规划文本里的功能合理布局有序几轴几带几中心说出来。反过来说，我们每个人对城市的认识和期望都是具体生动的，为什么一做规划就那么八股教条？看不出那些颜色和图表跟真正的城市与生活的关联呢？

我关心的步行，在这一天，和过去的一些天发生了关联。其中90年前的这一天，北京几所学校学生分头步行到天安门前，抗议巴黎和会出卖中国利益。继而步行到赵家楼胡同，私闯曹宅，痛殴国贼。自后引发了以引进西方民主和科学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前段董豫戆来深，也说到中国文化历经焚书坑儒、外族征服，但从没象五四那样，由知识界内部自我否定自身文化。近读许纪霖在《读书》上的文章，谓五四知识分子具备世界主义浪漫情怀，追求的是的世界大同的普适价值和公理，不以一国一族的利益为沟壑。这种世界主义理想的爱国主义，和数千年中国人“天下”观念是否一脉相承？

70年后北京学生仍和当年保持着一些关联。我记得当四月二十七日一整天的徒步归途中，分手的学生都纷纷约定五四再见。随后的五一劳动节假期，我和阿朱、袁仔去了山西大同和五台山，走访那些教科书上记载的古建筑，象最大的北魏云岗石窟、最老的唐代南禅寺木构佛殿、最高的辽代应县木塔、最险的浑源恒山悬空寺，当然，还有被梁思成林徽因传奇般发现的最具唐代气魄的佛光寺。我们开了学校学生古建调查的证明，五台山如林的寺庙都可以通行无阻。那是一段非常开心的旅行，但我们没有流连忘返，还是从忻州赶路，坐夜班火车回京，去见证五四的约定。

赶回学校正是早上，听说人们已经出去，我骑上自行车就追赶。大概在中关村友谊宾馆附近，我追上了队伍的前头，正好看到几排武警组成人墙，要阻挡学生的前进。我把车仍到路边，加入了人群。人龙遇到人墙，双方也不打话，各自紧扣胳膊，积蓄力量。人龙的力量来自于人流源源不断的汇入、加密和暴涨。是的，面对几排绿墙的阻挡，联结在队伍前头的我明显感觉到来自后方力量的暴涨，并在窒息般的挤压中拔地而起，队伍象受潮膨胀的木地板一样隆鼓起来。武警坚强纠结的臂膀徒然松开，绿墙垮了，人流一时开了花似地漫卷，然后向前涌去，留下一地的鞋子。

那天鞋子被踩掉的我，估计是胡乱捡两只套上再走的。至于跟着走了多远，还是骑车跟着走了多远，还是隔几天再去取的车，我则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路与走路

关于走路的名言，如“地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又如“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在当下深圳城市里，恐怕要改成“城里本有路，走的车多了，人也就无路可走”，或者“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这两者情形，分别有不可行走的深南路和人车冲突强烈的华强北路可以作为例证。

作为华强北片区的居民，我亲历华强北从工业区干道到商业大道的各阶段变化，觉得好几次的环境整治立面改造都没有触及华强北的焦点矛盾：节假日尤其汹涌的人流与无法取消的交通主干道车流的冲突。

既然让谁无路可走都是不公平也不现实，那么人车平交带来的冲突，就需要立交方式来解决；既然让车离开地面往上或往下走都比人来得复杂和昂贵，那么让人上天入地来过马路就是一种理性选择；既然要双腿爬上爬下为轮子让路会让人怨声载道，那么补偿的办法就是让地道和天桥扩展成商业服务的自然延伸，让逛街行为的舒适和连贯不因过马路而中断。这就是华强北立体街道的基本逻辑，这一逻辑还基于这样的事实和感受：华强北已是世界电子元器件最集中、人流密度最高、天上地下空间拓展需求最大的街道之一；华强北电子市场间大量依靠小平板车做货物交流，极需要不用翻越车道栏杆和各种台阶地道的便捷联系通道；有一次我在华强北曼哈商场二楼，看到对面贸业百货，即时产生了从空中逛街过去的需求。

当然这个立体系统的建设需要契机，目前擅长并反复多次的交通景观综合整治及“穿衣戴帽”工程并不能容纳这种系统思维。五年前听到区政府在支持发展商开发华强北地下街时，我就想得赶快借这个机会系统解决华强北的问题而不只是修一个孤立的黑匣子作地下街，所以修地下街同时要顺便修地下共同管沟为华强北市政升级扩容、让地下街连接两侧建筑地下并通过下沉花园引入阳光空气和人流、将通风口出入口电梯亭等地面设施与公交候车亭书报亭小吃摊贩整合成设施/商业廊、由设施/商业廊衍生成二层过街和商业系统……这一想法得到张永和的肯定，他关注到的是通过设施/商业廊将超宽大街缩小对当下中国城市超尺度空间的积极意义，因而坚持在首届双年展上展览，并推荐参加了07年伦敦V&A博物馆举行的“创意中国”展。

随着地铁的加密，华强北地下日益宝贵，市政府终于将华强北地下空间开发提上议程。尽管有了以上设想，仍然需要更具体的设计，于是规划部门组织了华强北立体街道城市设计国际咨询。

因为是开放的竞赛，邀请和没邀请的都有参加，交了十四个方案。四月十八十九日，新加坡国立大学规划学院院长王才强任评委主席，带领崔恺、严迅奇、FOA合伙人Alejandro Zaerapolo、朱荣远、日本设计的冈田荣二、赵晓东、规划局徐荣、福田建设局罗允群八位评委，以及港大杜鹃、港中大廖维武、交通中心李锋、市政院王立新等专家，对方案进行了讨论和评选。

在喧哗与夺目的第一印象之下，褪尽渲染之图文故事，所有方案的对策建议都可以还原到街道剖面上。这个竞赛实质就是华强北街道因地下开发而展开的重点改进行走条件的断面竞赛。在很多选手由于华强北的复杂多样而兴奋地畅想各种道路和建筑的改造开发时，评委比大多数选手都更准确地把握了题目的实质，在第一天就将很多提出下沉/阻断华强北汽车交通和有些跑题的方案给淘汰了（如港大城市设计工作室要在街区开辟螺旋道路、日本GK将人流架到15米高空上行走、局内设计把车道下沉后的地面空间变成集装箱的狂欢、兴趣点在城市形态和密度的MVRDV则对华强北路一断了之、南沙原创通过分析认为需要的是在街口竖立有电插头鼻子的大象标志而不是空中步道……）

“武汉有着浓烈的市井气，每个中大型的住宅区附近，一定有露天或半露天的大排档，吃喝用品一应俱全，也许看起来不那么现代和进步，可是那种每天帮衬的亲切，方便和实惠，使超市比不了的。在深圳生活这么长时间，我深深热爱这个城市，可不得不承认这座富丽堂皇的城市确实有它虚伪浮夸的一面。我相信在深圳生活的外来人口，十年二十年以上的越来越多，这些人在深圳的奋斗目标就是能把一家老小都迁到这个城市安居乐业。我想，深圳的所谓移民文化随着时间推移会成为历史，在这个城市成家繁衍下一代的人越来越多，深圳也会有自己的市井气。有国际化的建筑，也有充满生活气息的排档，才是一个真实丰满稳定的城市。我在街上走得多，感受得到正在升腾的市井气，你们这些为城市做事的人，有空清晨也去街上走走，那种感受是在图纸上，是在考察借鉴别国他乡所没有的。”

这是一个非城市建筑专业朋友给我的短信，恰好和我最近在沙嘴城中村体验有同感，甚至启发我思考——现代规划为何缺市井气，市井气如何从规划角度提供可能性？——或者可以归纳为“市井规划”的命题。所谓市，是交易或获得服务的场所；所谓井，是因为日常需要而积聚交流的空间。所以市井规划，实则是关于街道与公共空间的规划。而市井气，则是在街道和公共空间基础上，通过人们自由与自发的活动所积淀和焕发出的草根特征和生活气息。

沙嘴就具备这样的市井气，她有开放和密集的街巷来展开各种商业服务，从夜总会到茶餐厅到各种夜市摊贩；她有均匀和多样的公共空间：一片荔枝林下日夜热闹的健身和舞蹈场地、一个有戏台和篮球成为儿童和年轻人乐园的广场、一个静逸的街心花园。甚至那个排档货摊和电动车搭客者集中的三叉路口，都是沙嘴最有市井气的公共空间。

沙嘴的村民房有良好的间距和齐整的界面，基本符合规划标准准则的间距，可以开辟很多8米和3米宽的纵横商业街。所有临街房子首层的檐口都增加或正在增加可以设置招牌和灯光并为行人提供遮蔽的挑棚，这一整齐实用的改造，不知是哪位村民还是商家的主意，是值得变成村民住宅乃至城市临街建筑的标准与准则条款。

走在沙嘴的街巷，从容观察那些空间和活动，发现几乎都是对头的，能被挑剔的毛病并不多，除了那圈分隔广场的宫廷府邸式的高大铁栏杆。

二十年前在北京学建筑时，虽然并没有这么明确的城市意识，但还是感觉得到北京城市性的缺乏。那个从金代就作为首都之一建设的城市，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塞满了各种军队大院、部委和大单位。封建堡垒象征的城墙拆除之后，取而代之的二环大道带来现代化交通的同时，也带来反城市的隔阂和疏离。虽然来自于缺乏城市体验的小地方，但我还是把北京比作一个放大的土围子。

我们西北郊的每个学校都是一个大围子。平时进一趟城，先得骑车出校园，到五道口、中关村或圆明园门口去搭公共汽车，来回也得半天一天。所以除了去美术馆，也很少往城里去。

也许春天有些例外。一个冬天的蛰伏之后，北方的春天总有一股勃发和释放的劲儿。特别是校道两侧高大的毛白杨开始在风中颤动抽绿的时候，校园里的人就开始忙忙碌碌蠢蠢欲动。

这年4月中，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虽是清明节之后，陆陆续续从天安门广场就传来些动静。23日追悼会我是怎么去的广场，已经没什么印象，也没记得什么人招呼组织。美院的学生紧急画了胡的大画像，摆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更多的学生在大会堂东门，通过广播收听里面的追悼会。其实无心读书的我也无心了解政治，更不了解高级领导人的为人和贡献，最多是为这位受86年的一些学生活动连累的前总书记感到可惜而已。

我想大部分学生一开始也是从众和精力过盛而来到广场的，但人群的集聚形成某种气场和期待，像个广场派对一样。之前的春晚相声好像就提到何不将这个世界最大广场改成农贸市场。现在想来，这个调侃某种程度说也意味着非规划专业者对超尺度空间的批评与对市井空间的期待。天安门广场前身有官员早上等候上朝的千步廊，如果不拆除而是直接开放和加以利用，想必就是一步行街，和一些庙前摊贩或景点前的旅游纪念品街差不多。有哥们现场就搞起了行为艺术，拉起一布幅，再一刀一刀地挑破，撕裂和分解。从前面传来一波波的呼号，起初以为是朝站着的人喊“坐下坐下”，好一会我才听明白是“对话！对话！对话！”。又有一些涌动喧哗不时从前面传来，也是回到学校从传言、海报和第二天报纸中才知道当时有三个学生代表跑到大会堂台阶上下跪，要求对话沟通。

26日社论出来，将广场上的活动称为动乱。

偶尔轻度的失眠不是一件坏事。兴奋的神经游走在大脑皮层的各个角落，甚至把陈年芝麻谷儿都抖翻开来。

这一晚在硬板床上辗转反侧翻烙饼时，想着自己今后因为腰腿毛病步行范围将越来越小，便怀念起那些无牵无挂自由出行的日子。特别是20年前的1989年，于我是一个出行特别频繁和遥远的年份。当时曾经作过粗略的统计：似乎一二月趁寒假与同学来过深圳，在罗湖老火车站边的餐馆打过一周零工；三月份和同宿舍的老夏想到北京火车站任意上一辆车做一次漫无目的的出走；四月底五月初和两位老乡同学去山西看古建；五月底六月初和同学窜到杭州与黄山；七月八月走了趟丝绸之路，九月底十月初毕业设计跑到中苏边境城市同江……当然还有那年春夏从西郊到北京城的一次次远足。

我属于容易健忘的人，经常有熟人跟我谈起昔日做过的事情，我却头脑空白一脸茫然。趁这失眠搅动起记忆的尘埃，露出陈年往事的蛛丝马迹来，我觉得是时候把它们追索出来。尽管我还在为现在和未来疲于奔命，不想这么快就耽于回忆之中，但我更害怕记忆褪色愈来愈重之后的苍白。

这事儿从三月份就开始进入大脑，挥之不去。但苦于我的治疗和工作，无暇开始。三月份住院时，经常到医院所在的沙嘴村散步，也特别想将在沙嘴城中村的发现和体会纪录整理出来，也是苦于治疗和工作无法进行。

今天做完治疗，又到沙嘴走走。这个清明没有纷纷细雨，是真正的清明天气，城中村里熙熙攘攘纷纷扰扰，一片生机勃勃。我想起上个月哈佛的Marco Cenzati教授跟我说城中村可能不宜称作village in city——我觉得他是对的——很多新规划建设的城市非常反城市，沙嘴村却是比城市还城市。

二十年前的清明发生过什么事情，我已经忘记。在这之前的一两周，老乡兼同学阿朱告诉我有个叫海子的写诗哥们跑山海关卧轨自杀了。在那个没心没肺的日子里，我似乎没受什么刺激。也许我会想，这种死法够绝，和顾城有一比，但对于诗歌又能怎样？那时我不关心诗歌，也不关心柴米和学业。我和宿舍的老夏在三月的某个周末百无聊赖得紧，决定做一个没有目的的出走。我们说好，拍拍屁股就出发，去火车站赶上随便一趟火车，坐到随便某一站，下到某个陌生地方去游荡。我们也没什么钱，决定出发前先到食堂买上一些薄饼，好带着路上做干粮。不巧的是这一天食堂没有薄饼卖，于是老夏就打了退堂鼓，我们的出行也就流产了。

以下是针对“椎间盘中央型脱出压迫神经”我收到的各种建议和忠告：

动手术——西医

点穴推拿——杨中医

放松推拿大腿筋——王中医1

补肾、注意腰部保暖、加强锻炼——王中医2

早睡，睡硬板床——王中医2的徒弟

休息、系统治疗一段时间，腰部不宜推拿，需要可腰部注射消炎药水——肖医生

戴特别腰围协助减轻腰椎负重——范医生

推拿针灸消除肌肉高压疼痛点——尹医生

放血——某护士

倒着走——同事

吃“独一味”藏药——设计行业协会秘书长

补血气——女建筑师

请民间神医——刘建筑师

当一只手被橡皮管缠紧，手背上的青筋被约束加上拍打而凸显，酒精凉凉地抹过，然后一支利针突入皮下扎穿血管，将吊瓶上的液体通过每秒两滴的速度注入你的体内——这时候你才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不遮不扣的病人——尤其手背上的胶布固定着输液的针和管，人也就小心翼翼服服帖帖了。

其实这时候才把自己当病人都已经有些晚。汽车都有定期保养制度，人却没有。也许人有各种假期，但不工作并不意味着可以让身体得到适当的保养。在西医制度下，我们都是蔡恒公，要等病入膏肓有了症状能让现代仪器记录检测，才知道自己是病人。那个讳疾忌医的故事，实际上还包含了“大医医未病”的意思。对老百姓来说，就是在未病的时候也要去亲近医生。

当然问题关键是，到哪能亲近到能医未病的大医呢？

尹医生说现在的一次性不锈钢针越来越细没有过去粗银针好，但一次次在背上进针时我总是自然地肌肉僵硬——那种如芒在背的滋味确实不好受，也许一把大锥子扎下去还痛快利落一些。

十来根针扎在腰腿脚上，最后一根总是在屁股上扎下去，再转一转摇一摇，霎时所有的针成了电线杆，一股酸麻电流在针间传动——这就是无法用仪器观察的人体经络。

医生真的给那些电线杆接上电线，开关一开，我的扎针穴位就一下一下地跳动。一开始吓了我一跳，以为有人在我后脚上打拍子，后来才知道是自己的脚通了电在跳。于是每次都觉得自己像个被实验解剖的青蛙，没头没脑地受激抖动，极端的无助。

趴着，腰腿上插着针刺，像个刺猬。这时候最怕天花掉下来，或火警什么的大家要紧急鸟兽散。每次小护士拔针，我都一再核查：真的拔完了吗？她总是肯定，直到一次拔完针我翻起来活动身体，发觉腿有些疼，转头一看，一根针还插在足三里穴位上。小护士过来也为这一疏漏紧张坏了。另外一个年轻医生告诉我，还有病人带着针回去，睡觉才发现的。看来我还幸运。

三周治疗下来，和原来一样。领导也纳闷，就是给瞎子按两下都有些效果啊！我只能说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我接受和习惯这一突出现象。好在通过这段治疗我较大的收获是得知椎间盘一般不会加重，随着时间人体水分变少里面髓核会越来越干涸，也就不会制造更大麻烦。

在医院旁小食店吃早餐时，一只猫走近来，坐在地上开始梳理皮毛。它一会儿将头扭到身后用牙齿推拿自己的尾巴，一会儿又弯腰勾头用舌头按摩自己的腹股沟。本来就噬脐莫及的我，这时腰板僵硬、神情艳羡地看着这个腰身如此灵活传说有九条命的家伙，觉得它是来给我示范、警示或者嘲讽。同为脊椎动物，我们却非要将这幅骨架竖立起来使用，除了增加超出设计之外的垂直负荷，还喜欢将这骨架安放在凳子上久久不动，让某些环节承担持久的应力。最终这些环节的突出裂坏，只能说明——造化给我们设计的骨架，还不能适应我们的习性。我们只能反过来，改变一些习性去适应造化的设计。

几年来隔三差五的腰疼不发作了，变成四五个月来的走路腿疼。腿疼发作的步行范围渐渐从千米缩短到百米，已经难以支持到停车场的走路接驳距离，以及看展览式的漫步，也突破了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界限。

于是四周前决心去看检查。CT报告出来，中央型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医生的建议非常明确，手术。只要拿掉图像显示的膨出、脱出以及钙化的部分，就能手到病除立竿见影。既然如此，就做好准备吧，只是需住院十天的时间让我有些犹豫。

回来和个别同事领导提了一下，没想到各种建议都来了。首先说能保守就保守治，要手术也不去某某医院，敏感部位手术要慎之又慎。

接下来，是见不同的医生。凡西医的，看了片子，意见基本是一致的手术。中医院的骨科掌门估计是中西医结合，建议也是骑墙式的，说既没保守治过就不妨先保守试试。但保守的方式却又五花八门。先一个病友介绍一个在圣慷堂坐堂的杨医师，在我腰腿部肘顶指戳，拍打点穴，操不易听清的江西口音，解释主要是几个穴位不通的问题，甚至顺便可以把其他的毛病也给点好——结果当晚我的腰就肿了。第二晚又去蛇口见另一个坐家的王大夫，他对着灯看了片子，抬我的脚觉得没有压迫神经抬不高腿的阳性反应，就告诉我腿疼不一定和椎盘有关系，现在越来越多人左腿有毛病，恐怕和开车时上下车门老蹩左腿有关系。于是他主要来松动我大腿前根的一条大筋，用手甚至是牛角，一轮一轮，搓得我瓷牙咧嘴痛苦不堪。第三天早上，又去侨城医院骨科看另一位王主任。他除了看片，还愿意切切我的脉，看看舌头，提出腰痛在于肾虚，然后给我开几副调理增强的中医。他的徒弟稍为给我放松按摩一下腰部，然后给我敷上热气腾腾的草药。这让我大感充实，前面两个医生的手法也就被这后到的草药覆盖了。

继续服药敷药一周多，还是走路腿麻，王主任独门的针挑也没见效。部门老领导将我的片子带到省中医二院，医生意见也是这腰太烂，不治不行，建议住院调理二十天。此前被介绍见我的岭南骨科泰斗原中医院院长也建议到他现在的医院系统治疗一个星期。既如此，不治也难得安宁，就在8号的周日下午，住到号称“岭南正骨”的小医院。

上来先是吊针水，甘露醇、醋酸地塞米松什么的，每天三大瓶往体内灌，说能帮助消除炎症和水肿，缓解对神经的压迫。普通人第二天就见轻松的效果，没在我这里出现。其它系统治疗包括：腰部中药熏蒸、腰部低频脉冲电疗、腰部膏药贴敷，喝中药吃西药片，以及特别强调的卧床静养。这些例牌之后，每天医生的查房也就成了例牌，那些据说把微软老总椎间盘治好的的主任医生们，面对我这个案例也拿不出什么系统和特别的分析来。

我卧了几天床，没见起色，反觉得腰粗脸大，腰椎负担估计又要加重了，而左腿益加麻软不堪负重。正在苦恼，院长来解释我的化验指标中血糖偏高，可能影响所吊药水效果，建议复查血糖问题。我有些不相信从来血脂偏低营养不良的自己会高血糖，可是年纪大了，什么可能性都得预着。

院长说我的椎间盘属于中央突出型，不能推拿。一开始下面医生开了推拿项目，我都自动自觉建议取消。几天静养下来感觉更加软弱麻木，想着也不能和推拿科白住一个楼层这么久，不如做做腰椎之外的敲打？

推拿科年轻的尹主任似乎知道我的疑惑与沮丧。他边按边开始宣讲他的观点：要学会跟椎间盘突出和谐共处而不是试图消除或复位椎间盘；椎间盘节点所出现的问题其实是全身系统问题的集中反映，所以从全身系统特别是与脊椎密切相连的软组织入手来清除代谢废物，疏通应激痛点，同时加强肌肉筋腱的力量，同样能达到治疗效果。

这位兼修心理咨询同时也努力用西医方法解释中医的医生，同时疏通我的经络淤塞和思想疙瘩，让我对椎间盘病痛有了克服的信心，真正贯彻了中医哲学式的“通则不痛”的论断。

土木再生获得深圳民政局注册，成为深圳勘察设计行业协会下面的二级分会，因为要和土木工程类组织区别，正式名字只好改为“重建工作委员会”，今后土木再生只能当外号叫了。

有人听到这个消息，来问我土木再生是不是被招安了？呵呵，这个环境把大家逼得凡事往坏处想了。

这个注册给土木再生带来的是什么？年后二月十三土木再生清朴落集会，大家都还没反应过来。建科院叶青提醒了我们，有了社团证书，就可以在注册业务范围内开展服务来养活这个组织。我们赶紧让晓都会长回办公室拿来证书供我们瞻仰，上面写着申请注册时设计协会李良胜秘书长帮土木再生填写的业务范围：开展旧城改造、老村翻新、灾区援建项目调研与设计。我们简直是乐坏了，特别是老村翻新这一项，真是太有才了，一下子把深圳城中村的穿衣戴帽工程囊括其中，这可是很多规划设计院都没有列明的新业务。我们憧憬着开展业务后的美好前景，不能自已。但是眼前最为迫切的，是将校园竞赛设计方案付诸实施，并且发动更多建筑师加入对灾区的设计支援中来。

2月9日一早我们赶去上海，汇合评选主席矶崎新，以及从北京赶来的朱锫、纽约赶来的Hany Rashid两位专家，举行深圳深交所片区联合招标项目的最终评选。未能赶来的另外两位评委崔恺和马清运则提交了书面意见并部分参加了电话投票。评委主席矶崎新为了使评选结果能够得到最大的尊重和执行，承受着巨大压力来引导评委达成共识。评选总体设计第一名是Steven Holl的方案，各单体评选的结果则是专业判断和业主意愿间的折中平衡，其目的是争取业主来实施总体设计第一名方案的公共系统和整体效果。

这一夜是元宵节，北京的TVCC燃放烟花导致失火。说过解构与标志性（iconic）建筑是时候终结的矶崎新，又为库哈斯的深交所建筑选择了一个相互连接形成整体的周边街块城市设计。深圳能否从似乎寓意深刻的这一天，开始成为一个注重整体秩序和关系的城市呢？

新年过后的1月4日，深圳建筑师在城脉设计公司的召集下聚会了一次。我晚到了，走进中心区诺德大厦金屋菜馆金碧辉煌的房间，吃了一惊。巨高的椅背，围着巨大的圆桌，墙壁上挂着轮胎一番大小的金色算盘珠子。建筑师则像侏儒一样缩在这超大尺度的桌椅间。三围桌子也是隔着鸡犬不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超远距离。主人请大家轮流发言，发言的人必须走到中间站着拿着话筒，还难以保证被大家看到模样听清观点——总之这是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超尺度建筑师集会——这和中国现代城市与建筑的超尺度倒是一致。

新年过后的1月5日，建筑师谢英俊正好在深圳，和我约谈。大部分时间在灾区的他，给我带来他在灾区的进展。之前我也看过一些照片，那些大山深处竖立起的轻钢屋架在冬日里熠熠生辉，最是动人。他谈起现代生态村屋已完全得到村民的认同和掌握，甚至在村民手里得到改进。尝到这一自己动手可建的廉价生态房好处的村民，甚至愿意向谢英俊的服务付费。而这些减少碳排放的房屋，如果能成千上万地推广建设，还可以打包来进行碳交易换钱。加上一些企业和慈善基金的支持，所以在谢英俊的协力造屋中，面临的困难还不是资金、观念和技术，而是专业人手的紧缺。所以他希望土木再生能在志愿建筑师的组织动员上给予帮助。而经济不好项目骤减的当下，如果设计机构不是裁员而是减薪，倒是可以将那些愿意的年轻建筑师派到灾区实习锻炼。我想起此前一天的建筑师豪华集会，虽然我也顺着社会责任这一话题说到了灾区及谢英俊，但要是早些知道谢英俊的具体需求就好了。

12.19设计之都座谈

11月份传来深圳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设计之都”头衔的消息，虽然有些盛名难副，但作为激励和标杆，却是大大的好事。尤其在深圳招投标放到工程招投标平台按管理包工头方式刻板操作的今天，在一些政府部门及领导对设计方案采取低价中标采购的今天，在一些国际大腕方案普遍遭受深圳业主冷落的今天，这个“设计之都”的到来，对困顿焦虑的我们来说，无疑是一场及时雨。

因而12月19日组织召开了城市与建筑设计界的“设计之都”座谈会。恰好前一晚见到侯瀚如，便把他也拉到了会场。

话题还是集中在开放竞赛门槛和促进设计创作上。哈佛系的刘珩和张之扬都代表小公司表达了要有更多参与机会的愿望，并得到领导的重视。刘晓都、余加提到吸引人才提高设计教育的重要性，本地大院代表孟建民和何昉则谈到本地的原创和流派形成问题。侯瀚如独辟蹊径谈论公共空间的重要性。

12月11-13日

为了一栋重要建筑的设计协调，突然要去趟新加坡调研。

晚上到的新加坡机场，出来的机场大道上依然是十年前我见过的冠盖如云的雨树。据说深南大道二十年多拓宽道路红线到100米以上两侧及中间都留绿化带，就是学习新加坡的结果。我推测当年他们学的就是这条机场交通快速路，而不是新加坡市中心的生活大道乌节（或称为果园Orchard）大街，所以深南大道就变成汽车优先的大道而不是展开城市生活的大街。

一早就去新加坡重建局（URA），一层大厅都是规划展示，有位工作人员为我们介绍和解答问题。从介绍中带出我们的问题太多了：新加坡仅有的两层次规划（总体规划MP和开发指导规划DGP）都分别做到什么深度？是否能够支持切分土地和提出设计条件？城市设计条件是专门规划来确定还是依靠标准通则来？有哪些建筑面积奖励和公共艺术的条款？建筑临街如何要求提供行人遮盖？建筑顶部如何鼓励用作活动和绿化空间而不是无人的设备层？

看他们规划大厅，有几点感受：

其一是门厅友好，室内外摆着消闲桌凳，有小卖部和咖啡点心服务，没有门槛台阶要迈。

其二是大厅安静，服务台很小，因为重建局实行电子报建，到政府办事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不用跑断腿。

其三是新加坡两层次规划表达的精细程度。总体规划已经表达到私宅地块的划分及容积率，灵活性则通过白色功能（则任意用途）及其比例来表达。不管哪个层次规划，对规划无需改变的城市现状也表达得非常准确清楚，这样每次每层的规划就可以集中在需要和可以改变的地块上，有的放矢，而不是面面俱到一锅乱炖的全覆盖。

这次有机会晚上去了趟克拉码头，码头密集的步行街区、街道的透明张拉膜和送风系统都适合深圳从滨海及热带气候角度来学习借鉴。

回来后收到KPF新加坡事务所承担海湾新CBD项目给寄来的政府出让这块土地的资料，非常有对比学习和改进的价值。深圳土地出让的规划条件通常是设计要点表格的一些指标和要求，写不满一张白纸；新加坡的土地出让则是附送一盒资料，各式文件不下十项，里面的地块控制规划也不下十页，将地块位置、指标、高度、界面、步行衔接、共同管沟、水渠等信息表达得十分细致清楚。和我一直努力改革规划许可证，把用地规划信息表达精细化、空间控制三维化甚至市政信息一并主动提供的想法很一致。

12月10日去香港向建筑署规划署调研设计招投标，了解了香港政府项目招投标的保守和排外，才明白香港政府投资项目设计差劲的原委。然后和建筑师学会谈下届双年展事宜，得到了香港双年展组委会基于资金短缺动力缺乏而准备以深圳为主的信息。学会午饭招待后，叶长安带着去会展中心参加香港设计营商周（Business Of Design Week）的论坛。设计周每年和一个国家合作，去年意大利，今年荷兰。下午论坛围绕西九龙如何通过博物馆建设带动开发，蓬皮杜当代艺术中心代表Alain Seban讲蓬皮杜的作用；荷兰建筑设计中心主任及Ole Bouman在台上多动症般走来走去讲他主编Volume杂志的一些内容；现任旧金山艺术学院艺术总监的侯瀚如讲中国当代艺术在公共街道方面的动向、都市实践孟岩讲最近包括大芬村美术馆在内的设计，最后是Rem Koolhaas以连珠炮一般的语速讲他对西九龙博物馆的尺度研究。晚上和老马一块参加老库等人在汇丰银行旁边一栋高楼平台上的酒会，与侯瀚如认识并聊了下下届双年展的一些想法。

一开始坐在老库身边，拍下他的脑门在论坛中发亮。

命苦，还不能怪政府。不知道我的收入增长是否和gdp增长同步，但是工作强度的增加，总体上和财政收入增长还是同步的（注意，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一般是地方gdp增长的一倍）。时间精力有减无增，事务责任却是有增无减，这个大窟窿，把闲暇填充进去也不济事。所以这两月，也就越来越无语。今天是春节后上班第一天，仅把这两个月的一些事情略为补记一下。

11月28日，与规划局主管领导及雕塑院院长一行，到广州拜访雕塑家潘鹤，请其努力提供两个样稿，争取把多年前与深圳约定的特区三部曲（前两部分别是代表过去的《艰苦岁月》和代表特区当下精神的《孺子牛》）中代表未来的雕塑完成了。本来七八年前潘鹤也交了一件希望特区未来能“自我完善”的作品。但深圳领导接受不了一位挥着锤子把自己从石头中凿出来的裸女摆在市委大院门前，要求修改，就又搁置下来。这次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市委新老领导又想起这事，希望还是这位雕塑界泰斗拿出一些新方案供选择（据说现在雕塑界也无人敢代替潘鹤补齐这第三件）。这个差使不讨好，80岁的老人，童颜鹤发，身板硬朗，劈头盖脸痛骂一通官僚主义等等对这件作品的耽误。后来气没了，谈顺了，裸女换成猛男的《自我完善》和另一件新创作的掌舵远眺的《乘风破浪》才允许我们拍照甚至拿回来交差。

我好奇他工作室里的一件抽象作品，叠罗汉或者是脚手架工人造型。他让我做了一些猜测之后，才恶作剧成功般得意地告诉我，是一次吃饭碰到椒盐青蛙，觉得太像赤裸人体，便打包回来摆布了一个叠罗汉的造型，然后翻模成这件金属小样品，用来嘲弄现代主义的抽象也许还有他认为的无厘头。他马上又举了一个恶搞作品来阐明他的丰富想象力以及对奥登伯格式的现代派的嘲弄——东莞某领导请他做城雕，他建议将东莞名产荔枝、腊肠、咸水草、烟花四样东西组合起来：一支腊肠顶天立地，下面傍两颗大荔枝，围一撮咸水草，顶部则时不时喷射烟花......但我觉得，在他满满一屋的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中，他那件用来嘲讽现代主义的青蛙，才是最棒的。

老人酒量惊人，饭桌上谈起当年，这位出身大律师之家的“东山少爷”，也曾少年得志，花天酒地。更神的是他还进过广州精武门的武馆，他自己后来才知道算下来他是霍元甲弟子陈真的弟子。